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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为公、侨海报国有楷模

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50周年

作者:蒋鹏举 发布时间:201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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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司徒美堂诞辰150周年。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每隔一段时间,在微信朋友圈和各大门户网站上就会疯传类似于题为“最后一个江湖大佬”这样的热门帖子,这其中不少掺和了些演义甚至戏说的成分。最近,我专门找来了司徒先生自述的《旅居美国七十年》(1950)和《我的生活经历》(1954),通过两篇大作系统地对这位华侨领袖、致公元老的成长、蜕变和报国实践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我钦佩他一生为爱国、护侨、支持致公所做的无怨无悔的努力,这是侨界的前辈楷模,是我们一生学习的标杆。

与大多数清末的“华工”一样,司徒美堂远渡重洋,由最底层做起的。他先后做过保姆、厨子、海员等底层工作,一天工作14个小时;直到孙中山抵达美国本土争取侨界支持而住在司徒波士顿的家中之时,白天的司徒还是一名标准的猪肉贩子。司徒先生说过“人们一听‘华侨’二字就以为是‘高等华人’和‘买办商人’;事实上,华侨的老辈都是被美国资本家剥削的出卖劳动力的穷苦工人,既未‘高等’,也不曾当买办;只有少数忘掉祖先在美创业艰难,以父兄的侨汇挥霍的少年和不曾到过美国的侨眷,才迷恋美国的享受,才会说‘美国好’, 称之为‘金山旺相’,这是很荒谬好笑的。”

洪门是一个反清的人民革命团体,其中洪门致公堂是美洲几个华侨组织的主体,目的是“保护在南美和北美华人的合法权利以及改善他们的福利”;“当时,美国华侨有25万人,其中20万是洪门。”而正是由于司徒美堂从小倍受美国政府、社会甚至清朝驻美机构的凌辱,经历了侨民普遍遭遇的切肤苦难,特别明白华侨处境不易,因此他年仅17岁的时候就积极要求加入致公堂,不顾个人安危、尽心竭力地爱侨、护侨,年轻时也曾经“热血沸腾,腰间常常暗藏两支手枪,来跟敌方(注:指“保皇党、美国警察、狗腿子及各种坏蛋们”)的暗杀者‘驳枪’决斗。”最终,司徒赢得了侨界的尊崇,成长为致公堂的主要组织者,并且在美东地区创建了致公堂的美国主要分支——安良堂,进行“锄强扶弱,除暴安良”,出色地完成了“护侨任务”。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澄清的,那就是与洪门在国内的地下组织形态不同,无论是致公堂还是安良堂都是在美国注册成立的合法社团组织。特别有意思的是,司徒美堂专门聘请二战核心人物、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从政前作为安良堂的法律顾问长达10年之久。显而易见,有些人故意扭曲侨界组织为地下黑社会,这是与事实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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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美堂先生签名和纽约致公堂的印章及地址(翻印自陶行知的笔记本)

    “有人以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侨就是‘亲美论’者”,司徒认为:“不然!这是个很大的误会。”爱国对于司徒美堂为代表的华侨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是不需要理由的。司徒先生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地为革命大哥孙中山访美凑生活费和路费。同时,组织和发动生活在美洲的华人通过致公堂和安良堂这两个侨团支持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司徒更是辞去其他职务,专职纽约筹饷局(源于1911年成立的洪门筹饷局)工作5年之久,为了祖国的抗战提供物资每天工作14小时;“八年抗战,纽约每个华侨平均额捐了670元到1000美元(注:原文如此),另外公债和杂捐不在内,额捐款项在1400万美元上下”。在此示范带动下,“美洲华侨抗日时期的募捐与公债,全数当在美金几亿”。

作为北美侨领,司徒美堂当然不只是团结发动华侨筹款报国,抗战结束后他不辞万里多次往返美中之间,试图更好地把侨海资源用于祖国的恢复建设,但是经过与国民党政府的多次接触,终于发觉“蒋介石决心把他的腐朽政权用武力强加于人民”,他意识到“拯救国家的唯一出路就是推翻蒋介石的政权”,因而亲书《上毛泽东主席致敬书》,明确表示拥护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为解放祖国努力。1949年,司徒先生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但是他毅然决然排除万难,彻底离开了生活了近七十年的美国,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祖国,成为了一名“老海归”,作为北美侨界代表加入新政协,通过直接参政议政践行侨海报国理念。此后,身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多次亲身前往全国各地参加政治活动、开展视察调研,得到毛主席的亲切关心;司徒先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连载半个月题为《侨乡粤中土地改革前后》的长文,后成书出版,反映了他对侨乡土改的观点,为保护华侨利益而进言,此事引起了广泛关注。

司徒美堂曾长期领导致公堂并直接创建了致公堂分支安良堂,他带领致公“是曾经一度完成过它的护侨任务的,对祖国的革命捐募工作也从未间断过”;因此他自称为致公“耆老”,其实更准确的说他应该算是致公的元老。但是那时候的致公堂并不是政党,司徒先生曾准确地分析总结认为“由于这(注:指致公社团)不是政治性团体,从来不曾有过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有模模糊糊的‘义气教条’、‘爱国热情’”,“无可讳言,整个时期有‘山头’、‘宗派’的浓重气味”。但是也正是由于司徒美堂这样的致公人的爱国热情,对革命的无私奉献打动了中山先生,让他自愿加入了洪门,执掌了洪门致公重要的“洪棍”一职,开启了致公改堂为党的组织和思想准备工作;最终,侨党中国致公党1925年在美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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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司徒美堂和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

然而由于国民党违背初衷的反对以至于一直无法立案回国组党,始终无法实现侨党回国参政的目标,再加上创党大佬相继离世或者归隐,因此致公党实际上从1933年之后就基本上处于了停摆状态。司徒先生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先后两次分别在美国和上海进行了重组尝试,但是由于缺乏政党经验,同时受到国民党的蓄意干扰、误导乃至破坏,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在公开宣布脱离洪门民治党后,司徒先生于1948年10月8日在香港签署并公开发表的《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中明确表述:“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中国致公党,民国二十年在港组织中央党部时(注:指1931年,当年致公党在香港召开二大),美堂已亲自出席,加以签字赞同。今能彻底整理,奋发前进,揭民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当随处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俾将洪门忠诚救国之精神发扬光大。美堂复郑重声明: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言之凿凿,司徒美堂不仅早期就支持过中国致公党,也是中国致公党在1947年三大改组、开始与中国共产党走上全面合作道路之后的重要支持者。

回顾司徒美堂先生光辉的一生,无论是于国、于侨、于致公,他都是不计较个人得失,舍生忘死,全力奉献,闻之让人为之动容!今天,我们的国家强大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出国后的所遇到的环境、条件与当年的华工华侨相比那是天差地别。想想当年的如司徒先生这样的华侨所处的困境,现在的就算留学中遇到了点些许的难事又如何?不过,如我在去年所作的“留学改变我的世界——写在《英国留学记》全面上架之际”中所说的那样,有一点我认为如今的留学生和当年的华侨还是颇为相似的,那就是深入地了解外国政治、经济、文化,才能更加明白我们国家一路走来的不易,才会有更加强烈地为国家实实在在做事的愿望,留学让学子们学会的恐怕还有更加爱国。作为留学归国人员为代表的新侨中的一员,同时也是一名中国致公党员,我以为回国之后在各自领域、岗位上创新创业或是建功立业的同时,也还要向老海归、致公元老司徒前辈学习应当尽可能多的为侨服务,用好在海外的资源为国家、地方的建设出力,同时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总而言之,司徒美堂是我们“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楷模,是我们可以永远纪念、学习的对象。

(备注:除特别注明,双引号引用部分均出自司徒美堂所著的回忆录和信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