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为主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也是一个具有爱国革命历史传统的政党。中国致公党成立于1925年，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因孙中山的加入及影响，对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过积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致公党充分发挥自身联系海外的独特优势，积极号召并组织广大党员“捐资输将”投身抗日共赴国难，在海内海外均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致公党具有真知灼见的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处于光明与黑暗搏斗，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选择的关键时刻，毅然肩负起了“重建致公党”的历史重任，坚定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于1947年5月在香港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从此不仅为致公党以后参加新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辟了光辉道路，也为本党的重建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和写下了辉煌篇章，这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怀念的。

一、“三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1945年至1947年，这是一个我国历史上黑暗与光明较量，中华民族命运究竟向何处去面临严峻考验的年头。这一时期，从历史上看我们虽然取得了8年抗战的完全胜利，但是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却坚持要建立一个独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当时代表着全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则坚定主张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政体的全新国家”。于是一个要独裁——将历史拉向倒退、使人民再次回到民不聊生暗陬的旧社会；一个要民主，关心民瘼、积极争取把国家引向新生——建立一个让广大人民过上幸福自由生活的新国家。中国历史、人民，以及置身其中的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无不面临着“两种命运”的艰难抉择而没有它途。1946年，自恃有美帝撑腰的蒋介石，不顾千夫所指，悍然撕毁了国共两党共同签署的“双十协定”，公然挑起了旨在消灭共产党和建立其独裁统治的全面内战。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激起了民愤，而且更加遭到国内外一切爱国力量、进步人士包括广大海外侨胞的唾弃，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1946年，中国致公党原“二大”总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进步同志先后抵达香港，与坚持在港工作的原致公党秘书长陈寅生和钟杰臣、严锡煊等汇合，以陈住所为地点积极开展重建致公党工作。此时经历抗战洗礼与锻造的致公党人，通过亲历民族解放战争，并与中共及国内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交往，由此已对“国共两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均倾向于将国家独立、民族富强重任寄托于中共肩上。从1946年到1947年4月间，在恢复、重建致公党的工作中，陈其尤等致公党人还先后得到中共华南分局的帮助和指导，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认识更加清晰，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更加坚定。期间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以下工作：（1）恢复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寅生、黄鼎臣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和国内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同情支持。同时，由陈寅生等负责以总部名义与海外各地组织联系，并征求各地洪门对于重建致公党的意见及要求；（2）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组织人力负责起草《党纲》、《党章》及其相关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3）自1946年7月后，以致公党总部名义召开会议、发表文件，公开向全社会表明致公党的政治立场和国是主张。如1946年7月6日，致公党以“中央干事会”名义，公开在香港《华商报》刊登了题为《致公党组织概况》启事。1946年11月2日至1947年2月27日，又连续发表了《致公党对时局意见》和《致公党对时局宣言》等文，一方面阐述了致公党的历史由来，及其对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所作的历史贡献；同时，另一方面又以更大篇幅申述了其“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职志，以及“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军队国家化”和“召开新政协共商国是”等一系列适应历史潮流的全新观点。这些文章发表后，一方面得到了中共和国内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同时也深深地赢得了海外洪门致公党（堂）及华侨华人的热烈拥护，有力地推动了各地致公党组织重新登记党员和整理党务的工作。从而为重组致公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作了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充分准备。

二、“三大”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主要内容

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严锡煊家）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至会代表有李济深、陈其尤、陈寅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沃梅、肖重光以及美国旧金山和马来西亚代表（英国利物浦、美洲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委托在港成员参加）等40余人。中共南方局代表连贯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一）讨论修改了《中国致公党政纲》和《党章》；（二）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文》；（三）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政纲》规定：中国致公党今后将努力“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而奋斗”。“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反对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必须在普选条件下融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国家政体采取民主集体中制，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组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根据当时的认识，《政纲》主张：经济建设方针实行全国计划经济；人民有经营企业的自由，劳工利益受法律保护；反对国营事业的官僚化和私人企业的独占化；奖励侨胞向国内投资，并保障其合理利益；利用外资发展生产力，但必须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完整；在农村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保障农民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同时《政纲》还主张设立侨务机构，实行护侨政策；运用外交手段向所在国交涉，废除对我国侨胞的各种不平等法律，保护侨胞的权益。此外，《政纲》还在财政、军队、外交、教育与文化建设各方面对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重建的致公党作了许多原则性的规定，指出：致公党“信仰新民主主义”、“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内革命运动”、“对一切损害本党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者进行斗争”。《党章》规定：致公党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党内各机构的负责人，概由普选产生”、“凡党员必须服从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党章》还规定了在必要时严肃党纪，对有悖《党章》和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地方党部进行改组或全部解散。由此可见，致公党召开“三大”的指导思想，已完全由旧民主主义上升到了新民主主义的高度，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真正成为了一个新型的现代政党。

三、“三大”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秉承一以贯之的爱国传统、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全新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政治主张，解决了革命对象、任务、性质等重大问题以外，还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正式委员19人，候补委员6人，中央常委会由陈其尤、陈寅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沃梅、肖重光、严锡煊、韩毓辉和伍觉天等9人组成。大会推选李济深为主席（不对外发表），选举陈其尤为副主席，推选陈寅生担任秘书长、黄鼎臣任组训部长、雷荣珂任宣传部长、钟沃梅任（党内）财政部长、韩毓辉任代理侨务部长。并设立了香港、马来西亚、美洲三个总支部及其它地区20多个分部。

鉴于让社会更好了解致公党主张的重要性，大会还决定出版《公论》，作为致公党中央机关刊物对外开展宣传。

这次代表大会之所以在本党历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与1925年的“一大”相比，这次大会政治上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表明重建后的致公党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脱离了旧轨道，上升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度；二、与“一大”相比，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已不再囿于传统的“恳亲”主题和恢复致公党组织，而是确定了坚定选择跟共产党走的正确政治路线，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是本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三、在组织上，经过抗日战争的风雨洗礼和党员重新登记，以及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使致公党从上到下，组织更加纯洁和更具战斗力，为“三大”后的致公党参加新中国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力地组织保证。正如后来本党黄鼎老所指出的：“这次代表大会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是本党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本党由一个没落时期的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进步政党。这次大会形成的一系列重要决议，不仅表达了全体同志和所联系群众要求祖国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强烈愿望，并引导着本党和所联系的群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跟上了伟大的革命时代奋勇前进”。

70年转瞬已逝，今天我们再次回顾“三大”、纪念“三大”，就是为了使广大党员，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新党员能更好地学习本党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勇于追求真理的勇气，继承老一辈革命家坚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宏伟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7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