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而孙先生与致公党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一直是我们每个致公党人所津津乐道的。孙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他对“天下为公”四个字情有独钟。而“天下为公”正是对“三民主义”的最好注解。“天下为公”这四个字不仅贯穿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与目标，也浓缩了他的基本思想体系。

孙中山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就是民有、民治、民享，也就是国家是人民的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达到这一境界，才可能真正的“天下为公”。这是孙先生理想中的未来世界。而其天下为公的思想中，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又融入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平等思想；不仅包含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又吸收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正因如此，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并成功的吸引了大量的关心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有识之士。

天下为公的思想体系不仅深刻的影响着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也同样深刻的影响了诸多民主党派，其中包括中国致公党的建党宗旨及奋斗目标。

中国致公党是一个“侨”字号政党，历史上它与海外洪门有着渊源关系。致公党从早期的海外洪门组织到最终成为一个政党的历史转变，不仅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国内政治舞台上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背景有关，而且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直接加盟，从中进一步发挥了关键作用。孙中山先生自加入海外致公堂组织起，就致力于用资产阶级通过民族革命争取民权实现民生的思想对海外致公堂进行改造。改造过程当然曲折，但最终取得良好的效果，不仅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政府，同时也为致公堂最终转变成致公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先生用其“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思想改造并影响海外致公堂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孙中山先生认真修订《致公堂重订新章》，将代表三民主义思想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方针写入堂章。

孙中山所起草的《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和新章程共80条，将推翻满清专制皇朝，实行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输入其中，并明确提出“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这十六字纲领的前两句，与会党口号中的“反清复明”内容相通，这实际是讲的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问题；而第三句“创立民国”一语，关注的则是民权，亦即在确立了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清皇朝之后，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这一革命目标，从而初步解决了资产阶级革命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平均地权”一句则是考虑到中国人普遍的土地情结，其重点则是解决民生问题。这给原先以经济互助、生存自卫为目的的会党组织，增添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而这十六字的宗旨，跟他在1905年日本创立同盟会时所设定的宗旨完全一致。从兴中会，到致公堂，再到同盟会，其宗旨的变与不变间，正是孙中山思想慢慢走向成熟的过程。也就是“三民主义”思想，即民族、民权、民生思想日渐成熟的过程。

第二．孙中山要求其他同盟会会员亦加入致公堂，并发布联合布告：“今得孙总理驾抵金山，主张联合，而致公总堂专开特制会，以招纳本会会员之未入洪门者，本会集议，全体赞成。”

于是，同盟会会员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全体“入闱”（洪门称人会曰入闱），致公堂还“尽释从前门户之分别，翼赞将来光复之伟业”，“开特别招贤之礼”，删除一切繁文褥礼，简化入堂手续。为了表示合作之诚意，双方各在自己的机关报《大同日报》和《少年中国晨报》发布布告使“各埠会员一体遵照”、“洪门人士一体知悉”。

自此，孙中山为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致公堂，使其向资产阶级近代化政党转变，迈出了关键性一步，也为以后更好地开展工作打下基础。

因为大量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者的加盟，从而为致公堂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更大范围内，从思想到行为上影响着会党组织会党成员。而这些同盟会员、会党成员，或者即是会员又是堂员的成员，成为辛亥革命胜利前后各类大大小小的革命斗争中的主要参预者。以黄花岗72烈士为例，据最新统计，其中有68名均为会党成员。通过加盟的方式，海外致公堂成为“堂中有党，党中有堂”的密不可分的一体。

孙中山此举有力地推动了美洲各地党务的发展，从此大量华侨，纷纷投向革命阵营。而随着同盟会会员加入致公堂，吐故纳新，使致公堂衰老的肌体吸进新鲜血液，同时也使同盟会组织获得大发展，壮大加强了革命力量，可谓一举两得。

同时，此举亦使同盟会的工作更易于开展，而且一举将两者之间的矛盾消于无形，从而使双方得以精诚团结，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为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孙中山先生着手改造《大同日报》，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及“三民主义”思想，首先从解决民族问题、民权问题与保皇党做斗争。

孙中山加入致公堂后，第一件就是着手改造致公堂的机会报——《大同日报》。1899年年初，美国各地纷纷成立保皇会，许多致公堂成员被拉入保皇会，“盲从者颇不乏人，”仅旧金山一市“注籍会员约万人”。而《大同日报》主笔欧榘甲，更是鼓吹改良政治，宣扬保皇，宣扬改良政治。

这与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相违背。而孙中山更加看准了舆论导向的重要性，于是在《大同日报》上与保皇党展开了了激烈地斗争，孙中山说，“有人说我们需要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建立共和制度。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 “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 

当保皇党指责孙中山“利用洪门之势力”时，孙中山批驳曰：“不知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力举义，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门之宗旨，而令洪门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

通过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努力，《大同日报》的改组，《大汉日报》的开办，宣传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革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渐渐地成为主流。尽而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人力基础、舆论基础、思想与政治基础。

第四，对堂员进行重新注册，用资产阶级民族、民权思想武装会党成员，并将其改造成革命党。

孙中山大力倡议实行全美会员总注册，并整顿美洲各地洪门组织。各首领对此项建议多表赞成，遂推举孙中山及黄三德二人，亲赴全美各地劝导各分堂会员实行注册，并借机宣传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凡注册者发给证章一枚。

通过重新注册，整顿了堂风，不仅给各地会员进行了一次革命必要性教育，同时也将一些惹事的不法分子清除出堂，从而进一步纯洁了会党，为日后更大范围地调动了会员参与革命的热情奠定了基础。　

第五、孙中山发起成立洪门筹饷局，为国内革命提供经费保障。

洪门对国内革命的支持，除了反应在输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更兼有大量的舆论支持外，更是在财力上，对国内的革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革命党的各项活动，都需要经费支持，没有经费来源，则国内革命开展举步维艰。倘若缺乏资金的话，发动武装起义更是不可能之事。所以，孙中山自己也曾说，“今日之急，以在外洋运动筹款为第一要义”。

所以，在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之后，孙中山便发起成立洪门筹饷局，对外则称海外救济局。他还在《洪门筹饷局缘起》中还规定了筹饷局的宗旨、组织机构、捐款办法及对捐款者的奖励办法等。这些条款的制定，无疑对吸引海外华侨参加革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仅1910年至1911年间，美洲致公总堂就为国内起义筹款抵押大厦5座，捐款数十万美元助饷革命；加拿大洪门致公堂甚至把该堂的公产作为抵押，得到的钱全部捐献给国内的革命斗争。筹饷局成立仅一年之计，就募得美金40多万元，可见其筹款成绩之大。

孙中山在宣传筹款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做革命的普及工作。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鼓动家，政治家，他的演讲有激情，很容易为民众所接受。这正是孙中山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故而“取得了美洲二十多万洪门兄弟的热烈支持，把洪门带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经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孙中山对海外洪门组织的改造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进而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秘密会党，改造成了一个有着鲜明的目标、宗旨、组织形式、有一定的责任、义务的现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海外洪门组织也从原来以“生存自卫、侠义除奸、经济互助”为宗旨，到自觉接受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主革命政治纲领，积极投身国内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洪流，不仅通过辛亥革命扩大了自身社会影响，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使洪门组织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改造后的致公堂，改造后的会党成员，与致公党合并后的同盟会成员，成为辛亥革命系列起义中骨干力量。在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惠州起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中，众多洪门成员都是作为主要成员而参预其中的。这中间包括大量专门从海外回来参加革命的洪门的仁人志士们。

但毕竟，改造过程充满矛盾充满艰辛。这由会堂本身的二重性所决定。会党成员，从某个意义上，他们即是国家秩序的破坏者，亦是民间正义的维护者，一方面，他们的口号或教义，迎合了下层群众的某些愿望和要求，从而在非常时期，能吸引大批农民、游民无产者和其他下层民众；另一方面，他们也常常从事着打架斗殴、抢劫夺财，绑架勒赎，走私贩毒等危害社会的活动。而且一般会党都带有游民无产者的那种盲目的破坏性，因而它们又常常被反动势力所利用，成为压迫人民、破坏革命的工具。因为认识水平不高，所以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初，很多会党分子错误地理解了胜利的含义，他们误以为民国就应该“是我洪门的天下”。其中有的飞扬跋扈，广招会员，闹得山堂林立、鸡犬不宁；有的不满意革命党掌权，竟另立旗号；有的则设堂营私，“以染指政权”； 有的还因所求不果，竟扬言“非推翻民国不可”。

面对这些问题，孙中山就曾喟然叹息道:“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

因为以上种种原因，辛亥革命胜利后，有不少会党组织成为各地方的毒瘤，尾大不掉。自恃功臣的会党由于孙中山对其行为不完全认可，而与此产生了一些矛盾，导致洪门组织想通过立案转变成合法组织的工作无法正常推进。虽然有诟病有矛盾，但孙中山对会党成员的教育、改造从未停止、从未放弃。他所需要的是有理想、有抱负坚定的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者，而他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他通过重新制订章程为致公堂制订政治目标与建堂宗旨；他通过重新进行注册登记整顿良莠不齐的会党成员，明确纪律，宣传三民主义思想；他通过与保皇派的论战，通过各地的讲演，不断地宣传革命的重要意义，为建立政党提供舆论支持；他通过同盟会员的加入等方式来引导会党成员，为致公党后期由会党转变成政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通过成立洪门筹饷局，解决革命所需要的经费问题。而这每一个动作对致公堂的转变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他对会党的改造行之有效，所以在陈炯明接手致公党后，再进一步对致公党的改造过程中，还是吸取了孙中山的很多作法。比如重新制订党章，并着手制定了《中国致公党修订政纲意见书》；重新进行党员注册，改组致公党；迅速成立洪门筹饷局机构，发动募捐，支持抗日救国等，对孙中山共和思想，民生思想，耕者有其田等共建大同社会的思想都有所继承。陈炯明的“三建主义”思想虽然曾被看做是跟孙中山对着干而另立的山头主义，但其中务实的作风，“天下为公”与“致力为公”的态度同样清晰可见，一脉相承。用通俗的话解释，就是“天下为公”即天下是公众的民众的，所以要争民权享民主惠民生；致力为公即致公党要致力于为天下的公众（即人民）请愿、建言之事业，所以更要关注民生、民情、民意。也因为如此，致公党最终确立“致力为公”为建党宗旨及奋斗目标。而“三建”主义却更重视由下至上的改良，更务实更注重经济与民生建设。所以两者之间并没有完全的抵触，只是建世方略，改革途径不同罢了。

由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通常都具有多面性，复杂性，矛盾性等，并且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对其的研究也就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了。每一个研究者都是想尽可能地探求出历史的真相，从而一层层揭开历史迷幕，但由于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于是对同一事件，其研究成果可能也会有极大反差。

最主要的是，历史工作者一定要禀承客观公正的立场，采取求真务实的态度，去认真对待历史，这样才可能去伪存真，还历史一个真实，而不应该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为名者讳；更不应该因屈服于各种压力而有意无意地故意制造出了更多的错厄，以违背了历史的客观公正性，这才是对待历史的真实态度。

对待孙中山先生的评价尤其如此。近两年有很多否定孙中山的文章出现，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还原真相是必要的，但为了否定而否定则同样要不得。每一个举措，每一种思想，都要受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影响力大小不仅看当时，更要看日后。而孙先生基于“三民主义”的天下为公的思想正是由于其影响深远，意义非凡，所以才会时至今日，依然为很多人所敬仰、推崇。孙中山先生正是将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念，融入到致公堂重订新章上来，融入到致公堂其它各项举措中来，并因此对致公党未来发展、组织形式、政治目标、经济格局等产生深远影响力。同样的，其“天下为公”思想至少对致公党历届领导者，如陈炯明，陈其尤、黄鼎臣、陈演生等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正因如此，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无私人恩怨，所以在所谓炮击事件后，孙中山可以对陈炯明说：只要写悔过书，一切既往不咎！而孙中山逝世后，陈炯明可以含悲送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改革开放后，随着致公党的发展壮大，我们党为民众、为社会、为国家发出的声音也越来越响，越来越有份量。致力为公正在为更多人所熟知。

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政治理念，热爱祖国、致力为公是海外洪门组织自成立起便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两者在上世纪初的国内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运动中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其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得到了志同道合的、有力的政治同盟者的巨大支持，而一向以热爱祖国、致力为公为宗旨和己任的海外洪门，也从中找到了报效桑梓，建立独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有效途径。值此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追忆并缅怀孙中山先生与改造致公党的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继承先贤热爱祖国、致力为公、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大旗，进一步团结和动员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为振兴中华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无不具有直接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