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强调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是由于西方多党制的制度本身就存在许多弊病；而且我们国家所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西方多党制相比，具有更多的优势（详见刊载于《红旗文稿》2009年第11期的《为什么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一文）。不仅如此，我们中国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以及独特的历史命运，更加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必须走适合自己特点的政治发展道路。本文从我国独特的文化、国情和历史出发，对我们为什么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道路进行科学的论证。

　　一、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不能走西方多党制的民主道路

　　多党制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尽管它本身存在许多弊病，但在他们的文化传统影响下，还是被限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可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我们的海峡对岸——宝岛台湾，实行西方的多党制以后则麻烦不断，令人难以容忍。这又是为什么呢？这说明了一种制度一定要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相适应，西方的多党制在西方发达国家行得通不等于在发展中国家行得通，更不等于在中国就能行得通。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的政治制度不能照搬西方，必须有自己的特点。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说的：“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实施了一种制度后，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其结果所造成的影响非常大，网上所热议的“中国式过马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面对同样的红绿灯管理，西方人看到红灯就停下来等信号是个习惯，与是否有汽车或者警察无关，很少有人闯红灯，即使有人闯红灯也会被别人谴责；而在中国，只要没有警察在管理（甚至警察就在旁边，但因故没有对闯红灯行为进行管理）时，就会有不少人不顾红灯在车流中穿行，即使有些人在没有汽车的情况下仍要等到绿灯才过马路，也会被别人看作是“怪人”。

　　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传承了古希腊文明的西方社会讲究“契约面前人人平等”，西方文化重法治，重法律和规范，大家共同制定了法律后，也能共同遵守。而中国传统社会则以权力为中心，它形成的文化与西方相反：重人治，重视权力的监管，不重视法治。上面制定了法律后，往往“刑不上大夫”，只是针对下层的普通老百姓。这样，在没有人监管时，老百姓也不会遵守这些法律；即使在有人监管时，他们也会想方设法躲过监管，而一旦成功地躲过了监管，他们非但不以此为耻，往往还以此为荣，认为自己有“能耐”，享受到了特权人士的待遇。在这种文化熏陶下，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够遵守规则，以便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但轮到自己时，却有很多人试图投机取巧以取得便利与实惠，这就是导致“中国式过马路”存在的文化根源。

      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有“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说法。只要成功，完全不必考虑在成功的路上是否曾经违规，甚至还以违规取得成功为荣，尤其在双方相互竞争的情况下，更是讲究谋略，讲究“兵不厌诈”。汉朝的张良在楚汉双方刚达成划定“楚河汉界”这一约定的情况下，就力劝刘邦违约向项羽进攻。然而这样一个不讲信义的人，却被历朝历代推崇为“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的智慧的化身；而在战争中尊崇君子行为，严守规则，不乘人之危的宋襄公却成为几千年来的笑柄。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中国就有了朋党之争，这也是中国古代官场的顽症。他们在相争之时，不会考虑对方的观点和意见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否定对方，肯定己方。为了己方的胜利，不辨是非，不讲原则。这对于国家而言，自然有百害而无一利。由于受了封建官场的影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本来就容易引发朋党之争，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朋党之争这种恶习就更加容易出现了。

     事实上，在具有与我们同样文化传统的台湾，朋党之争这种现象早已在政坛出现了：泛蓝提出的许多议案，尽管是合理的，绿营也一概反对。最近，在台湾出现的学生因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定而占领台湾“立法院”事件就极为典型，相当多的台湾学生连服贸协定的内容还没有弄清楚，就先反对了再说。这样做对于台湾地区的经济及各个方面的发展自然会起到阻碍作用，也不符合台湾老百姓的利益。在祖国大陆，类似情况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也曾出现过，当时出现了无数个派别，在他们那里，派性压倒了党性，全然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因此，1975年小平同志对“文革”带来的恶果进行整顿时，他首先下大力气解决的就是派性问题。

     西方在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时代就有过民主选举的传统（尽管这个选举是把奴隶排除在外的不完整的选举）。加上西方是商业国家，选举出的议员“与公司派出的商务代表没什么两样。议员的任务是同其他代表去‘谈生意’，与之对应的政治制度就是‘议会民主’和‘代议制’。这种制度在商业民族那里一点都不难理解，……选举议员，则不过找那些专门搞政治的人，来代理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民主选举还是比较容易在老百姓心目中生根的，目前西方的选举文化，已经深入到每个老百姓的心中。尽管这种选举由于竞争过于剧烈，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但还是能够控制在让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而中国则从来没有公开竞争、选举的概念，几千年来都是封建皇帝的独裁统治，行政官员也都是由皇帝任命。那么老百姓怎么办呢？用易中天教授的话说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有个“明皇梦”、“清官梦”、“侠客梦”，期盼有个好皇帝或者有个“青天大老爷”式的好官员，实在没有，也能来个侠客为他们伸张正义。这种观念当然落后，但它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希望有人能公正地代表各方的利益的愿望。当然指望所有的“老爷”都自己成为“青天”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如果我们改变思维方式，改进官员的选拔和监督机制，使得这些官员是经过广泛的民主协商，再由群众选举出来，并且随时都被上上下下无数双眼睛盯着，一旦干不好或者贪腐就会被赶下台。那么，还有必要搞若干个政党出来恶性竞争，进而给自己的国家增添诸多的麻烦吗？

　　由于以上的原因，在中国文化的土地上，多党制带来的无序竞争就显得特别严重，这一点已被台湾政坛层出不穷的乱象所证实。我们一旦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就必然带来政治上的混乱，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们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无法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必须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二、我们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走西方多党制的民主道路

    我们国家的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的阶层之间差异较大，利益需求不同，加之国内中产阶级的数量不大，整个社会比较难以形成共识。如果照搬强调竞争的多党制模式，势必导致不同阶层之间互不相让、纷争不断，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动乱。泰国的黄衫军与红衫军之争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需求差异较大，双方在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党带领下，互不相让，最终使得政局持续动荡，给泰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我国的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较大。如果照搬强调竞争的多党制模式，容易引起不同地区之间的纷争，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的甚至导致族群分裂。最近乌克兰变局的起因就是因为东、西部地区各自有不同的诉求所导致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目前在西方某些敌对势力的支持下，“疆独”、“藏独”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还比较猖狂。一旦照搬了西方的多党制，境内的三股势力中的一部分可化身为合法政党，并与非法的暴力恐怖活动相呼应；而境外的敌对势力更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对合法的分裂势力予以支持。这会让那些极端的恐怖分裂势力更加猖狂，也更加难以控制。另外由于西方的多党制强调竞争，会致使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加大，这势必影响民族团结。这些因素的叠加，很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分裂。东欧的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尽管没有恐怖势力，但还是由于引入了多党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