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1/11/08
一
作为辛亥革命的奋斗成果，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与历代王朝不同质的新型政权的诞生，宣告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它将具有悠久历史的封建传统社会引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轨道，成为中国由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的转折点。——这个新型的国家政权国号叫做“中华民国”，实行共和制政体。
共和制是“君主制”的对称，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定期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采用这种政治制度的国家叫共和国。尽管1912年革命党人建立的新国家名称不叫“中华共和国”，而叫“中华民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是实行共和制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作为中国及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国家政权，在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指导下，以“建立共和，倾覆专制”为其立国的基本原则，一切均以此为宗旨。事实上，孙中山历来主张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必须实行民主的共和制度，并且亲自为即将建立的新国家拟定了名为“中华民国”的国号。
建立新的共和制国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不懈的追求。但是，这一革命方略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
据孙中山自述：自中法战败之年，他“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从这以后，孙中山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同年11月，他在檀香山约集华侨志士创立中国早期革命团体兴中会之时，便于《兴中会章程》中郑重申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孙中山在入会誓词中规定了明确的奋斗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受美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这一废旧鼎新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这也是第一个要求以共和国取代封建君主制的革命纲领，它表明了革命派立志推翻清朝君主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心。自此，革命党人正式提出了要在中国创立民主共和制度新国家的宏伟目标。
创立民主共和国，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的中国无疑是一种崭新的、激进的政治方案。当时，海内外广泛流行着所谓中国“国民恶劣”、“智力低下”，“断不能行共和制”的谬论。1897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与友人宫崎寅藏的晤谈中驳斥了这些谬论，又首次全面论述了关于中国要实行共和政体的问题。他指出：“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但此岂唾手可得？必也革命，余因是负革命之责任。”“人或云共和政治，不适于中国，此不谅情势之言耳！共和者，我国家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且夫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且适合于中国国民，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可见，早在维新派领导戊戌变法之前，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已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共和政体则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中华民族是背负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跨进20世纪门槛的。这时，中国已经完全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并且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救亡图存”的呐喊，回荡在世纪之交的中华大地上，显得格外痛切。然而，此时统治中国的腐朽的清政府却已成为彻头彻尾的“洋人的朝廷”，无耻地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下，1900年至1904年间，孙中山多次在日本、檀香山等地发表的演讲和文章中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创立共和制的新国家。1903年初，自诩“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从日本回到上海，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他在书中热情讴歌革命，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愤而发出了“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的响亮呐喊，并设想“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把中国改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堪与世界列强并雄“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邹容给这个新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他在书尾激情磅礴地大呼道：“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应该说，邹容是辛亥革命前中国为未来共和制的新国家命名过的第一人。
1903年秋，孙中山在为“东京军事训练班”学员制定的《誓词》中，将兴中会的誓词发展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由此，明确提出了“民国”的概念。此时的十六字政纲，固然已经极其明白地包含了后来的“中华”、“民国”，但就严格意义而言，尚未形成一个完整而确定的新国号。同年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的演说中对“创立民国”的理念作了进一步阐发：“我们必要倾覆满州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他指出：“有人说我们需要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建立共和制度。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孙中山在演说中号召中国四亿人民：“永远推翻满清王朝”，然后“建立共和政体” 。
1904年5月，孙中山在美国受致公堂委托起草的《重订致公堂新章》中，把“创立民国”的口号以明确的纲领形式规定下来。同年8月，孙中山在美国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的文章，向美国人民郑重宣布：“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订出来了……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至此，孙中山在海外旗帜鲜明地率先提出：中国未来新生的共和国当以“中华民国”为国号。在这篇文章中，孙中山充满信心地断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1905年8月，孙中山将此前所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作为同盟会宗旨写进《中国同盟会总章》，成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政治纲领。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的成立，集合了全国及海外的革命团体和个人，奠定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础。就在此时，孙中山最终为将来新生的共和国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号，他明确地将建立“中华民国”的理想，作为中国同盟会的誓言和奋斗纲领。数年后孙中山在追述当时情形时说：“及乙巳（1905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从此，中华大地上的万千革命志士有了共同的纲领、共同的奋斗目标，“中华民国”的英名、建立“中华民国”的理想，犹如春风雨露，日益深入人心！正如孙中山所说：“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黄花岗起义烈士方声洞的《禀父书》有云：“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二十世纪初年，孙中山在华南地区领导的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以及震惊全国的武昌起义，都是为实现“创立民国”这一革命目标采取的重大举措。
孙中山将创立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作为民主政纲的提出，无疑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划时代的飞跃，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此前，人们或者以为推翻清廷的目的在于复兴汉族帝国，而以“反清复明”作为纲领性口号，或者确信温和渐变的君主立宪方案可拯救中国，而无须否定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度；此后，由于革命派关于“创立民国”的宣传和启蒙，海内外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建立共和”才是中国的最佳选择，以革命手段“倾覆专制”则是必由之路。
二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建，是近代中国人民和辛亥革命奋斗成果的集中体现，它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构建了现代国家的雏形，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因而，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开辟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展示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未来图景。
关于中华民国这一新型政权的基本政治特征，早在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之《军政府宣言》（通称《同盟会宣言》）中就明确规定了民国政府的民主共和体制，他对何为“建立民国”作了精辟的阐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