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扬子晚报》登载的李力、李伦回忆李克农的文章，文中提到了我们的爷爷单志伊。爷爷在世时时常与我们谈起一些惊心动魄的革命经历，也留下一些文字材料，其中与李克农的交往经过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为了丰富这段历史，我们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写下来，以飨读者。

 

    我爷爷单志伊（1884-1958），字启训，安徽滁县珠龙桥人，清末举人，曾任安徽南陵县长。19岁与我奶奶汪九芝（汪道涵的堂房姑母）结婚后就读上海同文书院预备班学习日语，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商科。时值孙中山流亡日本，受其革命思想熏陶，我爷爷加入了兴中会（后为同盟会），任孙中山先生日语翻译并与汪雨相（汪道涵之父）同任其秘书。数年后，爷爷为振兴中华之实业辍学回国，先后在芜湖、安庆等地兴办肥皂厂和造纸厂，不久两厂相继倒闭，我爷爷再次东渡日本留学。民国3年(1914年)秋学成回国，受潘赞化、柏文尉、詹月甫等留日同学举荐，先后在山东埕子口关，安徽黎霞关、珍珠关、芜湖关等海关任关长、监督等职。时在光复之年与安徽军政界交往的有孙少侯、柏烈武、张继政等，与教育界交往的有光明甫、刘希文、汪雨相等。

 

    我爷爷在芜湖期间，时任芜湖警察局长喻为樵为取得社会名流的支持，特聘他为警察局高等顾问。民国16年（1927年）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后，残酷屠杀共产党人。芜湖警察局奉命欲缉捕芜湖大官山民生中学李泽田(即李克农)、钱杏邨(即阿英)、宫樵岩(又名王少春)等教师和进步学生。因我爷爷是民生中学的董事长，该校校长马景常又是其女婿，故喻在抓人前先到我家打招呼。喻到我家后神秘地取出一件公文递给我爷爷，小声说：“上头来了东西，你看一下，你是我的参谋，看怎么弄？”爷爷看了后大吃一惊，心急火燎，但仍面不改色略加思索果断地表示：“执行上头命令，抓！”并让喻稍坐，叫人端上水果，悄悄却让我奶奶遣儿子单惠民（我父亲）秘密通知李克农（父亲儿时同学）等当晚什么也不要拿，速离开学校，连夜过江到裕溪口某人家集中，并安排人到大哥店中提取现洋送往裕溪口给李克农、钱杏邨、宫樵岩等作盘缠。一切布置停当后，我爷爷重回上房与喻喝茶闲聊，并“商议”如何缉拿李克农等之方案。喻当夜抓人扑空，无法交差。翌日清晨，赶到我家，一见我爷爷就说：“昨晚和你合计的事，人全跑光了，一个也没抓到!上峰追查下来，不好交待啊，可我是只告诉过你呀!”爷爷闻之脸一沉，佯装发脾气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把我铐走好了!”两人不欢而散。事隔不久，我爷爷的“高等顾问”被免掉了。

 

    父亲在沪读书时，在校外租有私房，每周六去住，因为与李克农是世交，两人同乡、同年、从小学到初中又是同学，后来明德又成为李克农的干儿子，每逢周六都在那儿见面，爷爷知道后，每月都要多寄些生活费到上海，要父亲接济李克农。一天，父亲回到屋里，屋里几件主要家具和值钱的东西不见了，正困惑不已，李克农来了，坦诚相告：“因急需一笔经费，来不及征求你的同意，就把你的东西卖了，很对不起！”父亲毫无责怪之意，一笑了之。

 

    1934年，爷爷应留美回国的实业家唐景周（唐老八）之邀，到上海筹建大公布厂（以生产姜太公钓鱼牌商标的阴丹士林布闻名），不时暗中接触共产党人，如刘少文、吴克坚等。1934年的一天，父亲在上海提篮桥附近碰见宫樵岩，宫随父亲到华德路（现为长阳路）太和里我父亲诊所。宫衣着清贫，他首先对爷爷当年救命之恩表示感谢，并如实告我父亲，仍在搞党的地下工作，但经费十分困难，又患严重支气管哮喘病。爷爷在一旁听了心里明白，当即说：“你搞你的地下工作，生活困难我来解决”。这样，宫每日下午即来我家至深夜离去，明为邀其（宫英文颇深）教单明德（单志伊之长孙）英语，实为资助其脱离困境，安定生活。如此约两年，大家呼之为“王先生”。

 

    中共秘密电台曾先后两度在我家设置电台，1937年“八·一三”前的一个晚上，李克农突然来到我家，与我爷爷、父亲作了一席长谈。他提出，战争爆发，我家最好搬到市中心去住，并已物色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住宅。于是我家举家迁往。楼下成为八路军办事处，期间宋庆龄、何香凝等在此组织、转运社会各界慰问抗日将士的慰问品。楼上住我们一家5口，后李克农、夫人赵瑛及小三子（李伦）也搬来住，另外还有江西来的几个同志，其中一个叫“小朱”（解放后曾任江西景德镇人大副主任）的，当时面黄肌瘦，一查是肺结核，李克农让我父亲天天给他看病、打针。当年10月又应李克农要求，他指出多福里来往人员太多，不安全。这样我家又迁至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的一幢三层小楼内，斜对面两侧就是原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和嵩山巡捕房，底楼为“单惠民医师诊所”，三楼为李白（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操作电台之处，来往电稿传递由则由宫樵岩主持；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随叶剑英在北京“军调小组”工作，专函介绍潘汉年、刘少文两人到我家，并派邓国军、林影夫妇再度在原福履理路拉都路（今建国西路襄阳南路）敦和里我家设置电台，其时电稿传递是刘少文或吴克坚，直至1947年新政协破裂，安全转移。

 

    上海解放后，党和政府及李克农没有忘记我们家对革命的贡献。过去经常让我母亲收藏材料的刘少文就对我母亲说过：“天快亮了，就要过好日子了，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中央有关部门曾派专人前往我家慰问，赠送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发的500万元(旧人民币) 慰问金；并于1954年邀请我爷爷、奶奶两老到北京游览，接待甚殷；中央轻工业部曾致函爷爷，商讨新中国造纸工业发展事宜，但其年岁已高，力不从心，遂婉拒。期间从北京回上海后不久，我爷爷患中风，不能讲话，迁居江苏镇江单明德家养病；我父亲经潘汉年安排，进入上海市公安医院工作；1983年我母亲生病期间，李冰（李克农之女）因公到上海时曾指示上海市卫生局有关人员，关照我母亲的病情，并提议我母亲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

 

    我爷爷一生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以振兴中华之实业为己任，但处在兵荒马乱的旧中国却无法实现自己的夙愿，但他认准了一点：只有象李克农这样的共产党人才能办大事，救中国。祖国解放了，但爷爷年岁已高，力不从心，又因病一直卧床不起，医治无效于1958年去世，享年74岁。 

 

                                                                                  （单明德、单明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