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18”事变后，在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致公党中央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各派共组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堂）组织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动员组织华侨抗日救国，影响所及自东南亚和欧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又与所在国人民一道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有力地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东北不久，上海淞沪战役又爆发。司徒美堂（1868—1955，著名爱国侨领，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立即联合各侨团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发动募捐救国。纽约唐人街几乎天天有人和团体拍电报支持坚守上海的十九路军，载着“遥听捷音，欣慰莫名”，“暂为后盾，款将续汇”等电报如雪片般飞回国内。各侨团纷纷派专人办理捐款捐物的工作。致公党组织侨校的学生到街上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华侨社会抗日气氛十分高涨。美洲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华侨航空救国会，捐献飞机，输送空军人才回国参战。淞沪停火后，司徒美堂还亲赴上海代表美洲华侨向阵亡将士敬献花圈。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奉调入闽“剿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蒋抗日。不久“福建事变”失败，蔡廷锴被迫解甲出洋。其后，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也在蒋介石迫害下，避祸美国。他们在美国都得到了司徒美堂和其他爱国侨胞的热情接待和保护。

    “12·9”运动时，美国华侨和国内学生互相配合，在美国掀起抗日救国运动高潮。

    1936年11月，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任锐勋与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发出《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明确指出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爱国无罪，同时又在华侨中发起救援七君子的运动，为七君子最终获释与全国人民一起作出了重大贡献。致公党（堂）援救七君子的斗争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国内和海外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

    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国活动，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把致公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它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通过谈判，共同建立国防政府。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司徒美堂以其古稀之年，不辞辛劳奔走呼号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等国之间，宣传抗日救国。致公党继承发扬华侨爱国光荣传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坚持长期抗战的募捐活动，同祖国人民一起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光荣任务。为了集中全力发动侨胞募捐活动，司徒美堂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饷总局工作，并与在香港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取得联系，把美洲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

    据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华侨捐款总数达五、六千万美元以上（一说2亿美元）。1937年7月至1940年10月，海外华侨捐献飞机217架，仅美国华侨献机就有50架。从1937年到1941年底，国民政府总收入约为226亿，华侨汇款达53亿，相当于国民政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将近国民政府军费开支的二分之一。华侨汇款在战时中国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怪乎有人把华侨称为“抗日长城”，而日本政府及学者则都把抗战时期的侨汇统统直接称为“抗日战费”。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同时也受到海外侨胞的强烈抗议，反对这种“枪口对内”、“投降分裂”的可耻行为。司徒美堂于1月8日分别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发出快邮代电。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的言辞恳切、语重心长的电文后，于3月14日予以复电，指出中共始终以民族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合作抗日到底。司徒美堂历经险难，亲自到重庆，敦促国共两党合作，集中表达了千百万海外赤子要求祖国团结，反对国共分裂的共同心愿。国共两党坚持合作抗日并较快解决局部军事摩擦，无疑是凝聚着华侨的努力和功绩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致公党总部活动被迫停顿，但各国各地区的致公党（堂）组织仍然和所在国或地区的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日本侵略者在南洋各地的残酷统治和疯狂劫掠，激起东南亚各族人民和华侨的愤怒反抗。海外的致公党（堂）组织或运用原有报刊、团体大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或组织华侨抗日武装，参加当地人民的抗日军，或以其他各种形式，同侨居地民众、盟国军队并肩作战，坚持抗日战争到最后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建立了不朽功勋，为祖国赢得了声誉。

    在印尼，日本侵略军在大肆逮捕印尼进步人士同时，对华侨和华侨社团领导人也进行大逮捕。其中先后主笔《天声日报》和《朝报》的董寅初（1988—1997年任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报道祖国人民英勇奋战的消息，动员华侨声援祖国抗战，素为日寇所忌恨。日寇侵占印尼后，立即把他逮捕下狱，直至日本投降才恢复自由。

    在菲律宾，1942年5月，由52名华侨青年组成了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华支”同菲律宾人民一起，与日军作战60多次，歼敌两千多人，并配合菲律宾、美国盟军解放了马尼拉市和三个省的省会及许多庄镇。不久，菲律宾致公党的领导人许志猛（1909—1990，曾任中国致公党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成立了“洪门复兴委员会”秘密组织，创办地下油印报纸《华侨导报》和《侨商公报》，组织和发动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后来又进一步在当地组成“抗日锄奸义勇军”（简称“抗锄”），许志猛任总指挥，直接面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

    在马来亚，官文森（1886—1957，曾任中国致公党第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独资组织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回到东江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在他的影响下，众多华侨回乡服务团队成立。在日军侵占马来亚前，官文森不顾生命危险和财产损失，举行“华侨抗日动员大会”，随后组织华侨青年去新加坡接受军事训练。这些华侨武装队伍后来曾在柔佛一带与日军激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马来亚沦陷后，官文森避居山林，继续与当地抗日地下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并赞助大批款项和物资援助当地人民的抗日武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1945年5月，中国派出10名代表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司徒美堂被选为这个代表团的华侨顾问。美洲致公党组织的负责人司徒俊葱等顶住国民党的压力，发动当地华侨热烈欢迎并公开为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其随员举行招待会，组织演讲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活动，以及负责保护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此举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充分反映了中国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战斗情谊。

    在抗战胜利前夕，美洲各地致公党（堂）办的报纸与其他爱国华侨办的报纸联合发表《十报宣言》，号召“中国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并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表现了广大致公党成员和海外华侨对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的关注和期望。

    经受抗战烽火考验的中国致公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此踏上了新的征途。

    ［周慧整理 资料参见于《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2）》和《在抗日烽火中锻造的中国致公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5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