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三角产业发展的现状：恶性竞争与结构同化

 

    1、招商引资的“倾销式”竞争，扭曲了资源配置，损害了区域整体经济福利。为了招商引资,长三角各地区互不相让,竞相出台优惠政策，陷入了“倾销式”竞争之中。沪、浙、苏三地的联合招商引资活动,本应成为三方加强信息沟通、利益协调的重要平台，但事与愿违,这一活动最终演变为区内各城市以拼地价、拼税收等来争夺外资的恶性竞争。各城市在招商引资上的“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 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如，由于国家税法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对经济开发区的投资给予税收优惠，于是为了争夺外资，长三角又展开了一轮开发区建设的热潮。截至2006 年 11月，区内共有国家级开发区49个，省级开发区230个。从2006年 3月至8月的六个月间，江苏省就新批省级开发区47个，浙江新批45个，上海新批18个。但有些开发区圈地后，由于没有足够的企业投资，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招商引资中的恶性竞争,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以及资源配置上的扭曲，损害了长三角区域的整体经济福利。

 

    在招商引资争夺大战中，上海为了遏制苏州假借上海虹桥机场之便利而凸现的招商引资优势，便以整合虹桥、浦东机场资源为由，对航班进行调整，而酿成著名的“机场航班调整”事件。2002年国庆节刚过，外界传闻已久并引起广泛争论的上海两大机场航班大调整一事终于浮出水面：从2002年10月27日零点起始，所有国际和港澳地区航班东移至浦东机场，国内航班重新布局，除东北、广东、海南、山东地区的航班在浦东起降外，其他地区航班大部分在虹桥机场起降。这一调整对江苏特别是苏州地区来说，无疑是一声炸雷。这样一来，在苏州投资的外商到上海机场的时间就比原来增加了1个小时，这在无形之中就使他们的投资成本提高了。交通路程的增加、时间的延长受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外商的投资成本，更严重的是苏州以及昆山的IT物流产业。对于分秒必争、时间就是效率就是金钱的IT物流业来说，这不是简单的航班调整，而是重大的经济损失。正因为如此，促使江苏决定在苏州、无锡，浙江决定在湖州、嘉兴各另建一个国际机场。

 

    2、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过度和供给不足并存，既浪费了大量资源，又恶化了长三角地区的人居环境。长三角区域内一些公共产品特别是大型交通基础设施供给过度，浪费严重，最典型的是机场和港口。目前,长三角地区每万平方公里机场密度达到0.8个,已经超过了美国每万平方公里0.6个的水平。并且,随着各地一系列机场建设工程的出台,长三角地区很快就将成为全世界机场密度最高的地区。机场建设如火如荼,但现实情况却是供给严重大于需求,江浙两地大部分机场都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局面,江苏民航机场更是无一盈利。港口建设也出现巨大浪费，江苏沿江各市竞相定位为港口城市，导致集装箱码头重复建设,已建、在建和计划建的万吨级泊位有上百个，光从江阴到南通60公里岸段，就有68个万吨级泊位。同时，深水泊位极佳的宁波北仑港，因经济腹地货源不足，又缺乏长三角内部的货源支持，港口的吞吐能力迄今未能充分发挥。随着上海洋山国际深水港的建成，北仑港越发缺乏货源支持。港口的重复建设，客观上造成三地争抢货源的局面,整体利用效率较低。如果整个长三角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那么上海就可以选择张家港、太仓港和北仑港，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一方面是某些公共产品供给过度，另一方面，一些区域性公共产品由于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不作为”和“搭便车”态度又供给不足。比较典型的是区域环境治理无人问津，长三角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正面临着地区环境质量下降的严重威胁，现有区域内的16个城市中，有14个属于酸雨控制区。太湖流域面积仅占全国的0.38%,但各种污水排放量却高达每年32亿吨,为全国10%,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2007年出现的蓝藻问题,使该流域的生产生活用水受到了极大威胁，太湖污染问题算是“久治不愈”，也为 “公地悲剧”提供了另一个极好的注解。这些公共治理的缺失，严重恶化了长三角地区的人居环境。

 

    3、区域产业规划协调机制缺乏，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导致资源内耗严重，利用效率低下。目前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在产业规划方面“各自为政,以自我为中心”,缺乏一个强力有效的协调机制，结果导致重复投资，产业结构趋同。从主导产业规划来看，各地争相把电子、汽车、机械、化工、医药等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汽车为主导产业的有11个，选择石化的有8个，选择通信的有12个。这种产业同构使分工与协作难以发展起来，不能形成梯度层次，反而恶化竞争，特别是在外贸出口中的竞相压价。

 

    产业结构的趋同，除了导致恶性竞争外，更是导致同一产业火并。例如，南京跃进汽车在2001年计划与上汽合并未遂之后，2002年11月26日，跃进集团宣传部长对记者说，跃进集团刚刚正式与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脱钩，资产划归江苏，江苏已作出决策：整合全省汽车工业——要么以跃进为主体，要么以春兰重卡为主体。就在这个声音传到上海不久，上汽集团正式向外界披露，与美国通用成立合资公司，上重卡项目。上海与江苏的汽车工业，从当初国家布局一直到前几年，都是以上海发展轿车、江苏发展轻货、客车为各自的主攻方向。但卡车事件成为上海与江苏在汽车工业上的第三次明显冲突，前两次分别是跃进集团派里奥、英格尔与上海通用的赛欧之争，以及上汽与沃尔沃合作生产客车。

 

    4、区域产业发展中的歧视性政策，提高了交易成本，不利于市场一体化和产业整合。现阶段,长三角不同行政区之间的歧视性政策主要表现为，本地政府对本地和异地企业的税收歧视、信贷歧视和质量技术标准歧视，通过这些歧视能够限制资本和其他稀缺生产要素外流以及限制异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或有隶属关系的企业给予扶助，而对外地企业或非隶属企业在当地的经营活动抱有排斥态度，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地方政府鼓励企业在本地区再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对本地企业到外地投资不予支持，还会对异地投资企业实行双重征税政策。地方政府支持银行向本地企业贷款，甚至通过行政指令方式，为自己支持的企业项目获得融资，也有以自己的信用作担保，帮助本地企业获得贷款的。银行对于实力强，信誉好的异地企业有很强的放款意愿，但他们往往会受到地方政府的“规劝”，理由是本地资金非常不足或异地企业不易监管等。当地政府会对异地政府的质量技术标准不认可，在一个地区免检的产品到了另一地区还要再检，无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客观上制造了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的壁垒。

 

    各种歧视性政策筑起了劳动力、资金、技术、产权等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壁垒，适应区域经济整合发展的区域市场一体化难以形成，跨区域投资和贸易存在障碍，严重影响了优势企业的兼并重组、产业转移和产业整合。

 

    二、长三角产业发展困顿的原因：约束不到位与非合作博弈

 

     1、困顿的直接原因：国家对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约束不到位。长三角区域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招商引资“倾销式”竞争以及不同区域的歧视性产业政策，直接源于国家对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约束不到位。改革开放后，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由以前的政治挂帅演变成经济挂帅，地方经济发展绩效是决定官员能否升迁的决定性因素，各地都以经济增长、财政税收和就业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由于以各级地方政府为代表的诸多利益主体的存在，长三角仍旧是一种以“行政区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为保护本地利益，防止税源外流，增加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资源，地方政府便有以“倾销式”的政策争夺外资、用行政手段制造歧视性产业政策以干预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强烈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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